堂塔并立

西晋末年，佛经不断译出，外来僧人以及汉地出家人增多，在社会动荡、苦难深重的情势下，佛教信徒也大大增加。佛教脱了初人中国时的艰难开创局面，进人大发展时期，佛寺的功能与形态相地出现了的变化。东晋十六国时，出现了以佛塔、讲堂为主体，兼有其他附属建筑的佛寺形态。

随着说法论道和观习经典等活动的产泛开展，佛寺不再是单进行礼拜仪式的场所，为适应新的功能需要，寺内出现了除佛塔之外的另一类主体建筑物，即专供法师讲经、僧徒听之用的讲堂（后期亦称法堂厂由）。由于讲堂是僧人的活动场所，一般不供奉佛像，因此它的出现并不影响佛塔的中心主体地位。讲堂通常设立在佛塔的后此，按照中国传统的布局手法，两者形成一条纵向轴线。《法苑珠林》记载，北齐沙门僧范于邺城显义寺讲堂讲经·“至华严六地，忽有一雁飞下，从浮图东行人堂，并对高座，伏地听法，讲散徐出，还塔西，尔乃翔逝”。知此寺北朝后期仍保持着典型的塔堂布局形式。

东晋兴宁中（364年），晋哀帝诏建瓦官寺，寺内“止堂塔而己”。数年后（371年），道安弟子竺法汰居寺，在主体建筑物周围，又增建了大门及其他附属建筑物，使佛寺形态更为严整另外，由于来往听讲人数的增多，佛寺威为众聚散之地，因此需要修建大僧房加以安置。前述释道安南下襄阳后立檀溪寺，“建塔五层，起房四百”，其中当以僧房为主：后道安入秦，住夤安五重寺，僧众數千，大弘法化，院寺规模亦必宏。但据记载，寺内僧房仍供不能求，以至于讲堂有时也具安置僧人的功用。

佛寺中附属建筑物比例增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大乘佛教的兴起，使早期小乘教派所提倡的苦行嘭践方式发生改变。僧人不必逐日乞食，处野而居，可以有私产、有居处，甚至可以蓄察。尤其在龟高僧鸠攣罗什之后，佛寺中上层僧人的地位逐渐隐定，寺院经济开始发展。不唯僧房，其他日常用房，如仓廪厨库之类的數量也逐渐增多。寺内修建房，又有利于管理众的一面。东释道安时，已开始制定尼轨范，其中有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。自此，出家僧尼逐渐以寺院为单位相对定居，佛寺也开始从佛教的征体演变而为一种社会组织和经济实体。